1912年，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后改名为北京社会实进会）成立，这被认为社会工作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创立者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John S．Burgess），他因此成为中国引入社会工作第一人。

 

 

    1883年7月12日，步济时出生于美国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父亲是长老会的长老、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积极分子。步济时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志愿者活动。1905年毕业后短期在奥布林神学院学习，随后到日本京都男青年会教英语。1907年返回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190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再到远东任基督教男青年会干事，因“觉醒的中国青年的挑战”所吸引来到北京。

 

    在北京，步济时与一个美国传教士之女结婚，因此与在华教会发生联系，并为北京普林斯顿基金及其后的燕京—普林斯顿基金服务。步济时最初在北京城内组织社会联合会、学生社会服务社、产院，协助福利社团工作，并参加中国救灾委员会。他与成百参加男青年会活动的学生接触，使他们参加社会福利工作，成为社会服务的带头人。

 

    1919年，步济时开始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率先倡导实地调查，《北京行会》是他早期最重要的社会调查成果。1922年，步济时倡议并亲自领导成立社会学系，并担任了4年的系主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是继沪江大学（1914年）社会学系、厦门大学（1921年）社会学系之后在中国诞生的第三个社会学系。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初只有步济时一位专任教师，另外聘请了5位兼职教师，开设了宗教学、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等10多门课程。1925年，增设社会服务短期科，系名也改称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应该说，步济时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目的是西方教会在中国设立的社会团体及社会福利机构培养社会服务人才，但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社会工作者。

 

    1926年秋，步济时返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业，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北平的行会。1928—1929年间，步济时又来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任教一年，由于健康原因返回美国，其后在美国几个大学教授社会学并任主任。1949年8月1日，步济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门特逝世，享年66岁。

   

 

    步济时来华的动机是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并非发展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但他很看不惯在华外国人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生活，而当他开始接触中国的大学生活时，他感到发现了一个从未开采过的金矿，他认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年轻人的手中。于是，他广泛地接触青年学生，并引导他们关注现实中的社会问题，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事业。

 

     从1911年起，每年或每隔一年的夏天，步济时便组织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学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开会，讨论一些有关基督教与社会服务结合的问题，如“近代社会科学与社会进步”、“耶稣的社会福音”、“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等等，激发学生为社会服务的志趣。后来，学生们就不再满足于一般的讨论，他们要接触民众并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于是，1912年10月6日，在另一名北京青年会干事格林（Robert  R．Gailey）的家里，由步济时主持，“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正式成立。1914年6月，在中国政府内务部立案，并更名为北京社会实进会。

 

    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宗旨是联合北京青年学生，从事社会服务活动，以实行社会改良。实进会分设教育、演说、游艺、调查、交际和财政6个部，领导成员为：会长袁振轩（民国大学）、副会长靳宗成（汇文大学）、书记罗锡金（协和医学院）、财政部长丁贵堂（税务学校）、教育部长余恭（北京大学）、演说部长王伦（北京大学预科）、调查部长任长河（高等师范）、游艺部长朱德馨（外交部俄文专修部）、交际部长杨学成（明德大学），徐敬侯（北京大学预科校长）和步济时为顾问。1914年夏天，实进会租会所于米市大街，后又迁至史家胡同，会员发展到600人。

 

   社会调查，科学诊断，制定方案，采取行动，这是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工作步骤。关于北京人力车夫生活与工作状况的调查，是北京社会实进会组织的最早的社会调查，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社会调查。这次调查是在1914—1915年间进行的，调查问卷由步济时设计，社会实进会的学生搜集资料，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分析资料并写出报告，步济时又做了补充说明。

 

    根据京师警察厅的报告，1915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力车夫共有20859人，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属，是个不小的数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足以代表北京下层社会的情形。为了收集到完整的资料，步济时采用了5个途径：①访问了数百位车夫，让他们按问卷回答问题，每人给5个铜子的酬劳，问卷共有41个问题，包括车夫的背景、经济、健康、娱乐、教育、宗教信仰等项目；②在街上观察车夫的年龄、衣着、身体、车况、车资、如何找主顾、车站等共16个方面的状况；③访问人力车夫聚集的茶馆或街头休息处，了解他们的娱乐方式，并从与他们的谈话中判断其教育背景及爱好；④访问车夫租赁人力车的车厂，通过观察并与车主、车夫交谈了解情况，因为有许多车夫就住在车厂；⑤到演讲堂、警察局、医院、收容所、粥厂等人力车夫常去的地方访问，了解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人力车夫是一个花大体力而又不经济的工作，既无技能可言又损害健康，将来还会被其他现代交通工具所取代。因为调查的初衷在于社会改良，所以步济时等人提出了如下建议：在车夫个人方面，应注重其教育和技能培训，如普及工业教育；改善其生活方式，如教以节俭储蓄、为他们准备较健康的娱乐生活。在社会方面，应立法限制车租，除车租的10%为车主利润外，其余部分储蓄起来，供车夫购车之用；规定最低拉车年龄，按时间与车程制定统一的价格标准等。为了对人力车夫有个实际的帮助，他们还请来200名车夫和乞丐，让他们免费用餐并向他们宣传卫生与健康知识。

 

    人力车夫调查之后，北京社会实进会还对北京的教育机构、监狱、精神病院、贫民院和孤儿院等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步济时对北京社会服务的调查与思考

 

    在北京期间，步济时不仅组织青年学生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而且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社会服务的文章，阐述他对民国初期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的角度论述社会服务对中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发表在1914年4月的《中国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的一篇文章即是代表，题目是“作为一个社会服务基地的北京”。

 

    在这篇文章里，步济时指出20世纪初期的北京社会是很不和谐的，因为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安定因素，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1）存在着依附于他人的人，如男女老幼的乞丐、失业者等；（2）有大量的被忽视的盲人、残疾人、聋哑人和精神病患者，这些人每年都成千地死去，而他们本来是可以被救活的；3（3）关于监狱的状况，年老的和年幼的犯人关在一起，有罪、无罪的界分不明显；（4）工业方面的问题，非熟练工人和依附于他人的人之间的界限重复交叉；（5）社会较低阶层的无知；（6）不仅穷人而且大多数中等和上等阶层的人都对健康卫生或者家庭卫生、儿童喂养和照顾之类的最简单知识知之甚少；（7）娱乐方面的问题，以出卖劳力为生的人对娱乐的理解是回家不做任何事情，这说明有益娱乐活动的缺乏。

 

    针对上述社会问题，步济时认为基督教会不仅要积极参与中国的社会服务，而且应当在其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具体地说，基督教可以在社会调查、社会工作者的培训、社会服务宣传、平民教育运动等中国社会服务活动台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是，我们决不可认为步济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并能比较客观地看问题，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第一人。

注：作者为彭秀良，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社会工作》2017年第19期，文中图片转自“社工观察”网站。